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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屬於自己的位置
——解讀《站臺》
之所以選擇《站臺》來進行發自內心的沉靜解讀，是因為我對整個八十年代這樣一個“新時期”的“現代性”敍述的深度感動。這樣的敍述一方面好像是對那個時代有關開放和自由個性的宏偉敍述的回應，但另一方面卻是對它的冷靜地解構；一方面是一往情深的緬懷，另一方面卻是淡漠的嘲諷。
——題記
《站臺》描述的是四個年輕人一九七九至一九九零年整整十年的生命軌跡。三明在整個故事情節中仿佛是游離于四個年輕人邊緣的掙扎者，我始終有一種感知：三明是至始至終都恪守屬於自己的人生定位，即使他的內心也有波瀾，即使那是脆弱無奈本性的最後無力選擇，他也擁有了自己的位置，所以面對崔明亮的同情，他顯得鎮定而深沉，毫無自憐的慌張，而且深埋著一種恪守的執著。我同情三明的同時，又生出敬重之情，他把內心的戾氣與不安化為屈尊之後的達觀。暫且不論這達觀是否為一種心靈扭曲與摧殘的表像外露，至少在那樣的年代，面對改革動盪中的社會，生存本身已是一種渴望。
與三明形成鮮明對比的崔明亮、張軍等思想前衛激進的年輕人們，憑藉對青春浪漫無比真摯的駕馭熱情，再現了八十年代年輕人擺脫文化束縛的巨大精神張力，正是這種張力讓他們毫無忌憚地去開創理想化的未來，逃脫出自認為是夢魘般回憶的縣城汾陽。
賈樟柯說過：八十年代的生活像一塊大石頭壓在心頭。真的是像在回憶一個仍在生活與歌唱中進行抉擇的世界。崔明亮一行人夢想城市生活，找尋一片可以自由馳騁的星空，他們用歌和舞來堆砌夢的基奠。在一次次失敗到失望的心路陡坡歷程中，年輕人的目光仿佛由於歲月的蹉跎由殷切高亢化為黯淡深邃。他們生活在進步與倒退的洪流之中，慘澹的目光永遠滑翔於生命的表層，視藝術為通入另一嚮往世界的憑證再一次落入了某種俗套。他們所在的縣文工團在十年之中由一個社會主義話語宣傳的發出者淪為了闖江湖到處賣藝標榜“深圳勁歌柔姿”的跳動欲望的流動表演團體，不得不說這個時代的滄桑悲涼被表現得異常深刻而客觀。
改革，讓崔明亮、張軍等人亢奮激昂，同樣是改革，不斷將他們邊緣化，直至又將他們逼回汾陽縣城。改革，很大程度上提供的只是一個夢，一個外在的縹緲現代世界，他們能做的只是拙劣地臨摹，他們的行程達不到那個世界，最後的複歸是青春語境那種原生動力沉寂之後的必然。
回首《站臺》，它以青春無奈複歸的重重壓抑的匯合再現了整個時代的滄桑。賈樟柯有句話：希望儘量客觀地呈現他們的生存狀態，他們的成長，他們的慌亂，他們的鎮定和自尊。他們的諸多狀態和情緒是時代所賦予的，當他們以這種狀態和情緒去積極融入改革中的社會時，驚奇地發覺，時代本身就是一個騙局，騙取了理想和激情，耗盡一代人的青春熱血。現在我有理由也對崔明亮等人表示敬重了，這不同於對三明同情式的敬重，因為他們已嘗盡了突破束縛的手段方法，他們已在衝破邊緣而又被重新邊緣化的反復中領悟到了自己原來該以怎樣的生存狀態出現。
《站臺》是青春的記憶，以及對過去的眷念反思。這一反思式的記憶突顯出時代符號的不安，青春流向及生命延伸的惶恐。我模糊看見了陽光燦爛的影子，也心系著一種悲情城市的哀歎。崔明亮等人猶如行走於時代斷裂中的探索者。農村縣城和城市之間的斷層有多大，那不是簡簡單單的地理差距，而是二元制度操控下的文明斷層。此時的農村文明更像是蠻夷文明，為城市文明所不恥和鞭撻。由此崔明亮一行人試圖融入城市所面臨的是他們可能會不自覺地便賣自己的人格或道德上的東西。崔明亮在沒有發現二元體制秩序之前，覺得每個人的天空都是一樣的，但身陷洪流之後，方知即便是同一片天空，人們吐納的竟是截然不同的空氣。
我很刻意地在影片中尋找農業文明的古老氣息，雖然充斥畫面的是現代流行在城鎮古樸文明之上肆虐擴散的景象。也許我的尋找成了一種奢望抑或是毫無根源的追想。作為一個思想啟蒙於偏遠的江南小山溝並通過努力奔向北京讀書的人，這“努力”兩個字眼，可以視為是對崔明亮一行人未衝破之束縛的最佳精神詮釋。他們像是我的前路人，使我這後來者走得更為坦然和釋懷。我因為擺脫體力上的束縛，故而在精神上衍生出對農業文明的眷念之情，確切地說是慶倖之後的巨大缺憾感讓我更堅信崔明亮、張軍與周遭人格格不入、受盡冷眼責駡的根源。崔明亮與尹瑞娟因經不起蹉跎消磨而成婚的背後，有一張巨大的手在掌控著他們脆弱的心靈，使他們即使作出掙扎努力尋找新世界，也不得不面對終點就是起點的宿命感。說實在的，賈樟柯完全可以把崔與尹的結合以八十年代經典滄桑愛情史來收場，但他並未把這種八十年代所謂“啟蒙愛情”浪漫化，而是異常冷靜地在緬懷中凝視變化的衝擊。
賈樟柯所承受的是一次對自身過去深刻反省的責任，他把文化層面的啟蒙作為影片構築的基石，從而讓人以這樣一個切面體會出改革經濟大潮中被邊緣化的年輕人們。不能絕對地認為那一雙掌控人心的手就是農業文化束縛之手，在時代背景下，是改革浪潮拋棄了他們，也因為他們經不起與時間的抗爭。
生命中的必然或偶然，擦肩而過或意外相遇，人的聚散離合，緣來緣去，所有那些與命運攸關的感受都與時間有關。甚至是孤獨，在空蕩的午後的房間裏獨處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只有時間。的確，人在與時間抗爭，但近乎掙扎的抗爭之後徒有寂寞陰霾下的空名。
崔明亮一直在尋找著屬於自己的位置，不幸的是他把自我位置定格於近乎理想的生存狀態之中。當理想與現實以巨大的落差將崔明亮從夢中警醒時，才發覺人生定位的宿願要以皈依自己的過去為落腳之處。人生如夢幻般的精彩紛呈，因為一個類似歷經同一站臺的輪回，而最終明晰出人生只有兩條路，一條叫理想主義道路，一條為現實主義道路，但可供落實和付諸可能性的只有後者，不論它多麼蒼白，都必須為之承受。現實與理想，哪一條路上的人更堅強，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人生的宏觀意義已被闡述得淋漓盡致，他們期待一個夢，而實現的只不過是夢的影子。
站臺是出發的地方，也是回來的地方，崔明亮的人生輪回，讓人明白站臺既是希望的召喚，又是失落的悲歌。
一個時代不可挽回的逝去，隨之逝去的還有被這代人視為生命的理想主義，那種對藝術和人生的絕對信念。
